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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为工业经济赋能助力******

　　在重庆青山工业有限公司，汽车变速器装配生产线上一派忙碌景象，只见智能小车穿梭运输物料，工业机器人挥动手臂协同作业，一台台变速器有序生产下线……这家企业通过建设汽车传动系统智能工厂项目，实现生产物料循环取货、工艺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等，大幅提高了企业生产运行效率。

　　前不久，工信部公示2022年度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和优秀场景名单，包括青山工业在内的6家重庆企业跻身智能制造示范工厂，10家重庆企业的15个典型应用场景入选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凸显重庆深耕智能制造进一步取得实效。

　　作为国家重要制造业基地的重庆，加快打造“智造重镇”，着力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培育壮大智能产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伐。从行业领先的龙头企业，到海量的小微企业；从传统的钢铁、化工等行业，到先进的通信技术行业……如今，“数字之花”开遍山城，智能制造持续为工业经济赋能助力。

　　汽车产业是重庆的主导产业。在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工厂，只见数字化组装线上工业机器人灵活地进行冲压、焊接等一系列操作，一辆辆汽车陆续生产下线……“我们对整车产品和生产环节同步实施智能化升级，智能化工厂设备自动化率达92%。我们还掌握了智能互联、智能驾驶等600余项智能低碳技术，多款智能化车型已成为公司的拳头产品。”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如今传统行业也变得高端化，伴随下游客户对我们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监管和质量追溯提出要求，我们决心实施智能化升级，为未来发展赢得主动。”重庆歇马机械曲轴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正素说，公司连续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智能化改造，生产效率提高30%以上，产品不良率降低一半，2022年该公司成功获得国外高端通机品牌订单。

　　来自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近年来重庆累计推动11.3万家企业“上云上平台”，累计实施4800余个智能化改造项目，建设734个数字化车间、127个智能工厂，示范项目的生产效率提升58.9%，一大批企业实现“华丽转身”。

　　记者了解到，为持续培育壮大智能产业、推动传统工业智能化升级，重庆还将进一步补链、强链，做大做强智能产业集群；同时加快打造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提速5G基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更多企业从“制造”迈向“智造”。（新华社记者 黄兴）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